五则趣味军史

  2、鱼从头臭起—明末辽东边事

  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首领,明朝的一品大员龙虎将军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一个新的民族满族从此崛起,并成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明在辽东的势力被不断削弱,然而由于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一直到到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一举攻陷辽东重镇抚顺。明廷震惊,方意识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四十七年正月,明廷任命杨镐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兵发四路,讨伐后金,但是明廷对辽东的形势缺乏正确判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小看了后金的力量,以为努尔哈赤像蒙古部和云贵土司的叛乱一样,只要明军大兵压境,势必土崩瓦解。也的确,明朝的经济发达GDP水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万历一朝已经历经了三次大的征伐,包括在朝鲜与日本大战,皆以胜利告终,还有,明军的火器使用率已达到了三分之一,并有完备的车营编制,而此次出征的将领有“东李西刘”等著名的总兵官,士兵很多是参加过抗倭援朝的老兵,堪称一支“银河舰队”,因此他们对胜利信心爆棚,叫嚣着“旬日即可破敌”,然而仅仅在五天之内,就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损兵四万,火器丢失两万余件,名将杜松、刘挺、麻岩等战死,史称萨尔浒之战。

  明朝自此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由此任命了稳健的主守派熊廷弼经略辽东,虽然熊廷弼将辽东的防御体系搞得已初见成效,但防御工程耗资巨大,迫使明廷增加了辽饷,更令民众苦不堪言,加上这一时期努尔哈赤的后金此时正在征伐女真的叶赫部及其他蒙古部,无暇南顾,明金没有大的战事,而熊廷弼本人性格暴躁,心胸狭窄,盛气凌人,在朝中树敌众多,终被罢免。接任的经略袁应泰上任伊始,天启三年,明金战事又起,连续攻陷沈阳和辽东经略府所在的辽阳,特别是当援辽的浙江军团,这支传统意义上的戚家军,明军中最训练有素凶猛顽强的部队在大浑河畔全军覆没,浙军副总兵戚金(戚继光的侄子)战死时,明军便开始的患上了“恐金症”。

  朝廷重新任命了熊廷弼为经略,熊廷弼抛出了一个“三方节制”的战略,以辽东兵马主力在广宁牵制后金的主力,以天津、登州莱州的海军在辽南抢滩登陆,并沿鸭绿江入海口深入辽东袭扰,朝鲜为策应,让后金军队疲于奔命,同时和它相持,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拖垮后金,但是,一方面辽东巡抚王化贞与其不和,另一方面朝廷希望他能拿出一个快速解决辽东问题的办法,明朝也拖不下去了,战略目的终未能实现,王化贞仓皇出击,遭到大败广宁又陷落,熊廷弼因此也获罪被斩,人头被传九边示众。接任者是明朝当时最出色的军事理论家孙承宗,孙承宗以一筑城、二驻防、三屯田的计略,使关外防务大为起色,史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天启五年,宁锦防线正式形成,此后明朝正是倚靠这条防线展开了帝国防御战,与满清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对抗。可好景不长,生性耿直的孙承宗不愿与阉党魏忠贤同流合污,终被罢免,由无能之辈高第接替经略,就在明朝的边事愈加混乱之时,辽东战局却又出现了几处亮点… …

  3、都是掘墓人—-袁崇焕留下的祸根

  天启六年,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后金军进攻明朝,高第下令放弃山海关以东的所有城池,退守山海关,孙承宗曾经最得力助手、宁前道袁崇焕凭借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坚固城防,利用天启初年朝廷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中购买的11门先进的火炮,以一万兵力打退了后金的疯狂进攻,不仅打破了明军屡战屡败的梦魇和后金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使努尔哈赤负伤,后来努尔哈赤之死于这次兵败负伤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明朝发现了克敌制胜的正确方法—凭坚城用利炮。

  坚城—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城墙,而是既坚固又可发挥火炮最大效能的铳城,它的炮台可以有效的保护火炮,反过来火炮的作用又能保护城墙,即所谓的“以台护炮,以炮护城,以城护民”。利炮—-这次战役中使用的大炮其实只是葡萄牙人从打沉的英国战船上缴获的战利品,但这种被中国人称为红夷大炮的新式火炮,长在3米左右,口径110毫米~130毫米,重量在2吨以上。与此相比,明朝的火铳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红夷大炮的炮管长,管壁很厚,而且是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杀伤力增强,不易炸膛。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中国火炮的炮身上下一样粗,当时最先进的火炮只能打到3里。而且此炮威力巨大 “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正是手中拥有如此的“神兵利器”,才能坚定袁崇焕守城必胜决心。 但是武器都是人运用的,武器操作人的水平是极为关键的,而操作火炮的竟然都是一批师从葡萄牙的明朝军官,他们曾经在京城和登州跟随葡萄牙军人、传教士系统学习了操炮技术,中国传统的操炮术,毫无技术含量,全凭着炮手个人的感觉和经验,而西方在文艺复兴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数学、几何学、物理学,运用于军事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军事科学—弹道学,进而演变成了火炮的瞄准技术,炮手开炮前,运用千里镜(望远镜)、矩度和铳规,可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的距离测量和角度定位,迅速实测敌人阵地的远近高低,可以打得准,且打得狠。

  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的运用,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功不可没,海纳认为,徐光启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无论从对西学的研究、传播,还是对西方的认识、态度,他远比后世的林则徐要高明的许多。他坚持不懈向皇帝进谏、乃至自费购买火器捐赠前线部队,并以天主教徒的身份恳求邀请西方的技术军人来华传授火炮技术,使得明朝辽东前线的武器装备、军队的素质开始发生变化,而在辽东前线,他的门生孙元化就是他的代言人,帮助前线指挥官切实贯彻、实践他以火器取胜的战略思想。

  不久,刚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带着复仇的口号卷土重来,在宁远和锦州被明军再次以凭城用炮的战术打退。袁崇焕也因此宁锦大捷之功,受到了明朝新继位的崇祯皇帝的赏识,受命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全权经略节制整个辽东战事。同时,徐光启的门生孙元化,在战斗中调度、指挥炮火得力,凭此战功也受到了嘉奖。与此同时,在几年前援辽被打散的一支军队,在其总兵毛文龙的带领下,团结辽东的原住汉人和朝鲜国,以中朝边境的铁山和鸭绿江口的皮岛为敌后根据地,成立东江镇,不仅凭借海军打退了后金的进剿,而且不断的攻袭骚扰后金的侧翼,并促使大批辽人在辽东起义抗击后金,还收复金州,打通了登州与辽东前线的水路通道,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自此,正面防御战场的胜利和敌后根据地的开辟与稳固,使明朝的辽东战局为之一振。

  然而,好景不长,袁崇焕想独揽辽东指挥大权,可毛文龙不听指挥不受节制,袁崇焕便以通敌的罪名,设计将其斩杀,因为毛文龙经营东江镇多年,门生部旧众多,尤其是他曾亲自招募了大批辽人为部众,为了能使部下在复杂的敌后形势下忠心于己,毛文龙以拜干亲的形式,将一批强悍的部将收为义子,这其中以号称“山东三矿徒”的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三个亡命徒最为出名(前两人正是本文的主角),因为这些人只听毛文龙的号令,唯其马首是瞻,所以毛文龙一死,敌后东江镇出现了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新任总兵黄龙根本无法控制部下,原毛文龙的部将不是已经叛乱哗变,就是在准备叛乱哗变。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先斩后奏,而毛文龙也曾极受崇祯皇帝的倚重,崇祯帝闻听此事后,先是惊愕,但木已成舟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由于袁崇焕提出了五年平辽的战略口号,崇祯帝出于用人不疑的思路,承认了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正确性,但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怨恨也由此结下了。

  而皇太极此时一定大喜过望,令他寝食难安的东江镇肘腋之患,竟然被明朝自己的内乱消除了。几个月后,皇太极亲率十万八旗劲旅,绕过袁崇焕的宁锦防线,借道蒙古,从长城最薄弱命门–喜峰口攻入关内,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回师救驾勤王,皇太极施展“反间计”,使积怨以久的崇祯皇帝将袁崇焕处以极刑“凌迟”。

  自此,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无意中帮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并使皇帝生怨,从而为自己留下了祸根,而崇祯帝自毁长城杀袁崇焕,亲手砍掉了将自己腐朽的王朝的最后一根栋梁。

  而此时有一个人却似乎十分春风得意,这个人就是孙元化,他已被任命为登莱巡抚,此时的登莱两州不仅下辖辽东的锦州等地,还担负着光复辽东的重任,同时也是辽东前线的后勤、练兵基地,巡抚一职非出类拔萃的人不能担任。

  由于孙元化是“以辽人守辽土”战略的始作俑者,十分器重辽东本地人,使得原毛文龙的大批部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纷纷投靠于他,在收编了上万精锐勇猛的辽东兵后,孙元化从澳门聘请葡萄牙军官特谢拉?科雷亚(Goncalvo Teixeira Correa)等火炮专家来训练他们使用西式武器,可是孙元化也不知道,他的这些举动也为自己将来的悲剧留下了伏笔,崇祯帝、袁崇焕、孙元化这些人所做得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帝国掘好了坟墓… …

  4、看上去很美—孙元化的军事改革

  明朝初年,采用的是卫所世兵军制,军人是世袭的职业,同时军队靠自己屯田解决给养,朱元璋曾自豪地说,大明百万军队不用国家出一分钱,这样做的确使军队能长期驻扎并缓解国家后勤保障压力,因为军人大多是来自农民的壮劳力,这一做法是可行的,尤其是在边塞地区,加上世袭的卫所军制,使边防军依靠屯田一代又一代的守边,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安定边疆的作用。但从明朝中期开始,军队的腐败使卫所军几乎毫无战斗力可言,而朝廷为了防止军队兵变,采用文官带兵,并把军权牢牢控制在国家机器手里,所谓“将不专兵,兵不私将”。却使得军队训练、指挥、作战能力极其低下,面对海盗式的倭寇竟然都十战九败,嘉靖年间,戚继光在朝中重臣的支持下,开始了新的募兵制,招募强壮的民众发以高额的饷银成为雇佣兵,这样士兵不用再屯田种地,一心一意的参与军事训练和作战,拿着朝廷的饷银,也会全力为朝廷卖命,戚家军成为募兵强大战斗力最直接的体现 ,然而,募兵制的弊端在于,它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正常的国家财政体系作为后盾,在嘉靖时期的明朝,正是朝中有着张居正等一批能臣将国家的财政打理得有条不紊,才能使戚继光、谭纶等名将放手改革训练军队,使得这一时期的明军焕发了战斗力,而到了明朝后期,政治上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皇帝奢靡挥霍无度,地主官僚等侵吞大量土地却不纳税,使明朝出现了财政危机,而财政的危机使军队的开支全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老百姓对军费的负担日益沉重,虽然有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终于激起了全国规模的民变,而政府官员的腐败也影响到了军队,军官克扣军饷、冒领空饷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辽东战事开始后,本来就是为了赚卖命钱而被招募来的士兵,却领不到军饷,士兵闹饷而发生的哗变、逃亡层出不穷,连最前沿的宁远、蓟镇也不例外。

  孙元化训练的辽东兵正是这样一群募兵,辽东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东北地区,地动天寒的气候,造就了勇敢粗犷的民风,无论是辽东的原住汉人,还是关内为生活所迫迁居到此的移民汉人,都很快在与自然环境的奋斗中同化了,辽东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有明一代战事不断,又使得辽人个个勇猛善战,后金侵占了辽东大部分地区后,实行了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几乎都成为了奴隶、农奴,因此辽东的汉人对后金有着刻骨的仇恨,勇敢和仇恨可以造就最好的战士,而辽东土地肥沃适合屯田,可以自行解决军队的一部分给养,这也就是孙元化首倡、袁崇焕倚重“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策略的原因,可以说这一举动是正确的,征召辽人为兵作战,在辽地屯田养兵,以战养战,这样就把原先需要全国总动员的战争变成了局部动员的战争,即使相持不下,对全国的影响也会大大降低。孙元化以及他的老师徐光启的想法是,像当年戚继光那样,训练一支新军,虽然人数不一定很多,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在关键时刻为帝国力挽狂澜。

  此时,孙元化麾下的辽东兵将近四万,孙元化和徐光启将军队的建制由卫所制改为营制,他们计划每营4000人,其中战斗部队2000人,后勤人员2000人(战斗激烈时也是战斗部队),配有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共300辆,武器装备,西洋大炮16门、中炮80门、鹰铳100支、鸟铳 1200支,炮手还配备手铳(手枪),这样火器几乎人手一支,可以说这是一支极具“现代化”“机械化”装备的军队,为了适合近战,每个士兵还装备一把锋利的日本刀。他们采取的战斗策略是,与敌对阵时,以双轮车围成环形防御阵地,将火炮架在车上,同时士兵以车为掩体,释放火铳(火枪)火炮,让敌人无法近前,值得一提的还有炮车,这几乎就是坦克、装甲车雏形,士兵藏在车厢内躲避敌人的弓箭,车厢上有射击孔,可以发射火铳和中国独有的火器–火箭(火药助推的箭,一次能发射多支或连续发射箭矢,也就是所谓的“诸葛弩”),如果敌人突破了火力线,攻入车阵,士兵可以拔出刀与敌近战,日本刀及刀法的锋利凶猛是众所周知的,而平时拉车的马装上鞍具,就变成了战马,使步兵能变成骑兵。徐光启认为这样的部队不用多,若成就四、五营,则关内安危就不必担心;成就十营,则不必害怕关外势力;若成就十五营,则不必担心收复失土的问题了。虽然,车营制并不是徐光启的首创,但装备如此之多的火器的部队,还是非常罕见,孙元化当时所统率的辽东兵部队即为此类精锐火器营的样板试点。

  然而,毕竟孙元化和徐光启都是文人,不了解军队的特点,在创建新军的同时却存在两个重大失误,一是中层军官的选拔,二是军队纪律的约束。辽东兵的领兵军官一般还是毛文龙的旧部,这些人很多是海盗、囚徒出身,虽然打起仗来都是亡命之徒,但个人素质、修养、道德低下,而孙元化又不注重对他们的管束,自负的认为自己收留了这么多辽人,是对他们有恩,辽人自然就会对自己忠心,完全无视这些辽人军官会有什么个人想法。对军队的军事训练,孙元化可谓煞费苦心,聘请了西方的军事技术人员来帮助训练,部队的军事水平得到了逐步强化,但是他对部队的军纪却不加约束,这支部队并没有成为戚继光的戚家军那样,不仅作战勇猛,而且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威武仁义之师,它仍然是亦兵亦匪的一支军队,对于一支军队来说,纪律有时比精良的装备和单兵战斗素养更重要,更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孙元化像戚继光那样从军事上训练军队,即所谓的“练兵”了,可并没有像戚继光那样真正严格约束管理好军队,这无疑是种下了一个恶果。

  崇祯四年,东江镇皮岛的士兵因为总兵黄龙克扣军饷发生了兵变,兵变很快因为粮饷的到来和兵变发起人的内讧自动平息了,兵变为孙元化敲响了警钟,可孙元化完全无视,朝中的大臣开始有人借此弹劾孙元化,也被他在朝中的靠山徐光启、周延儒等人摆平。

  不管如何,作为辽东前线后勤、练兵基地的登州、莱州,此时兵强马壮,各种先进的武器、各种军事技术专家云集在此,大有厚积薄发,一举平定辽东的气势。一切看上去很美。

  但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过来……

  5、蝴蝶的翅膀—一只鸡引发的兵变

  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发现了明军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是步步为营的进攻策略,八旗军的快速动员出击的能力再一次得到了体现,几乎一夜之间,刚刚修筑好城墙的大凌河城就被后金军包围,没有听从孙承宗撤退命令的总兵祖大寿与万余明军被围其中。祖大寿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以坚守大凌河城,吸引住后金军的主力,如果外线的明军迅速来援,就里来个里应外合击败后金。可是,皇太极在明军炮火压制屡攻不克的情况下,迅速也调整了战术,对大凌河以围困为主,同时派遣部队准备打明援军,这就是著名战术的“围城打援”。交战双方都没有想到,本来是后金以毁城为目的的一次突袭战,却演变成了一次大会战,在明军的几次小规模援军被打退后后,明军开始组织数万兵力的大规模援军。大凌河所在的宁前道隶属登莱州管辖,朝廷急令巡抚孙元化发兵救援,为了向朝廷展示自己的练兵成果,也为了打破朝中大臣对他养兵不用的非议,他命令游击将军孔有德率一部经过训练的辽东兵携带重型火炮乘船横渡渤海,快速到辽东前线的耀州盐场(今营口)集结。

  这是阴历的十月下旬,天已经转冷,渤海上的西北风一日强似一日,这对古代以风为动力的行船极为不利,初冬的渤海湾是可怕的,即使是现代,渤海湾的几次重大海难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孔有德出海不久就遇上了大风浪,由于带着上千士兵和昂贵的武器,如果出现海难孔有德将罪责难逃,在此情况下,他不得不下令返航,但这令孙元化极为气愤,竟认为孔有德是以潮汐风向不利为借口畏敌怯阵,在孔有德的百般辩解下,孙元化令孔有德和千总李应元率部从陆路绕行渤海湾奔赴辽东前线,带着这么多的重武器,全靠畜力人力运送,至少要走月余,恐怕感到战场黄花菜都凉了,但为了打破朝廷的非议,这种援救的姿态还是要摆的,而交战双方的统帅此时都清楚,胜负就将在数日内决出。

  一个多月后的闰十一月,孔有德的援兵队伍才走到了山东与河北交界的著名杂技之乡—吴桥,这还仅仅是骑兵和轻武器步兵部队,重炮部队还在后面数十里的新城,而在这一个月中,战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军组织了4万人的援兵晓行夜宿驰援大凌河,在大凌河城外仅十五里的长山口,与后金军遭遇,明监军张春立刻组织部队形成了环形防御车阵,打退了后金多次疯狂的进攻后,后金第二代领导核心皇太极,亲率2 万人马攻击明军的车阵,同时,由早期投降后金的汉人军官佟养性仿制的红夷大炮,第一次投入了战场,后金军队的一个崭新的战术—炮骑合击,开始初露端倪,反观明军,虽然人数占优但是大敌当前,两个军团长吴襄(吴三桂之父)、宋伟却仍闹不和,不相互支援,而天气也站在了后金的一边,风向突转让明军处于逆风,对火器的发挥造成不利,更严重的是在紧要关头一向受孙承宗器重的吴三桂等少壮派军官却率先临阵脱逃,明军终于“众不敌寡”,演变成了大溃败。自此,明军再也无力组织援军,听由大凌河城守军坐以待毙。而孙承宗稳健、不败的神话也就此打破,孙承宗被撤职遣返原籍河北高阳。而大凌河守将祖大寿不惜杀死副将何可纲诈降后,只身逃脱回到锦州。

  这一切是孔有德的援军所不知道的,他们还在继续执行援辽的行军,可是这一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来了。吴桥县城并没有人过问、安排这一千多部队的食宿,一是连续多年自然灾害中国北方早已赤地千里,吴桥县没有这个财力劳军,再是明军尤其是辽东兵的涣散军纪、野蛮的作风,老百姓人人皆怕,惟恐躲之不急,而孔有德部一路上也是扰民不断、与地方上屡有摩擦,所以当孔有德部进入吴桥县城,县中百姓竟然家家闭户,商埠也关门打烊。孔有德的军队开始自筹粮草,无论是在吴桥还是在新城的孔有德部的士兵,竟都如土匪一般的闯入普通百姓家,抢夺食品,一时间哭叫声响彻了雪夜。其实这些士兵也是惧强凌弱,只敢抢劫老百姓,对深宅大院的官宦、商贾之家也不敢轻举妄动,但问题还是出现了,一名士兵闯入了一户看似普通的民居,强行索取一只鸡,这不是一只打鸣报时的大公鸡就是一只很能下蛋的老母鸡,所以鸡的主人坚决不给,双方起了争执后,鸡的主人被士兵暴打,鸡的主人本身并无权势,而他却是当地的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海纳认为,这个人也决非一般的小厮、家丁,他在王象春家仆中的地位应当类似于<>中的赖大之类的管家级奴仆,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这个王象春家是一个举人之家,家里出过十多个举人并在朝中做官,他家的奴仆被殴打、被抢劫,王家当然不会忍气吞声,定会依仗权势讨个说法。充其量就是一个团级军官的孔有德虽然骄横跋扈,当然惹不起这些权贵,被迫按照王家提出的处理办法,将肇事的士兵穿箭游营,这是一种仅次于斩首示众的军法。士兵们感到受了侮辱,群起闹事将王家的这个家仆杀死,这样一来王象春家更加不依不饶,让孔有德对带头闹事的士兵严惩不贷。

这些辽东兵其实也很令人同情,家乡被后金占领,家人被后金奴役,使他们无家可归,军队虽然是个栖身之所,但也处处受到克扣军饷的军官的欺压,作为人他们没有起码的尊严,愤恨使他们开始欺压比他们更加弱势的民众,而当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又一次地感到侮辱后,积怨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这时,千总李应元的父亲李九成来了,在几个月前,孙元化派遣李九成携带银两去西北边塞上去买马,可是嗜赌如命的李九成却将公款在赌局上全部输光,正在盘桓着如何交差,看到这种士兵群情激奋的场面,李九成这个赌徒竟然铤而走险,开始唆使、煽动自己的儿子李应元和孔有德发动兵变,—他终于点燃了这个火药桶。很快,叛军连克鲁西南地区的陵县、临邑、商河的诸多州县,在鲁西南地区大肆掠夺,这些士兵正式变成了土匪。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现代西方有名的蝴蝶效应理论,它观点是一个小的事情可能会最终引起大的波澜。

崇祯四年冬夜的吴桥县,因为一只鸡的归属引起的纠纷,竟让明朝苦心训练的一支军队反叛,而这次反叛又不是一次普通事件,它最终还会影响到明帝国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

在离京畿如此之近的地方闹起了兵变,而且兵变的士兵携带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这不啻一个惊雷,朝廷敕令山东、登莱两巡抚迅速解决此事,刚刚用粮饷再次解决了皮岛兵变的孙元化,似乎并没有慌乱,按照他的经验,只要粮饷发足,并不追究责任,兵变就很快能够解决。他让孔有德率部回登州,一切都好商量。而且孙元化与山东巡抚余大成联合发布命令,从吴桥至登州一路州县,不得出兵阻击孔有德。孔有德似乎也听从了孙元化的命令,虽然一路还是抢掠不断,但还是向着登州方向归来。沿途州县也不敢拦截,让出通道让孔有德部通过,其中虽然孔有德部一度进入了当地驻军的伏击圈,由于没有攻击命令,使其逃脱,错失了歼灭叛军的良机,当孔有德走到莱州府时,以前与孔有德交往甚厚的莱州知府朱万成却紧闭城门,让孔有德绕城而过,他已经识破了孔有德的诡计。果然,来到登州城下的孔有德部,突然亮出了诈降的真面目,开始攻打登州城。

登州城从名将戚继光的祖父辈就开始修建、完善的军港重镇,它本来的作用是为了抗击倭寇,同时也是明朝的海军基地,登州城三面是依海边的山势峭壁而建的陆地城墙,城头排列着当时各种最先进的西洋火炮,一面是水城,城中有内港小海,停泊战船,尤其是不久前,朝鲜国王赠送给孙元化的40艘战船,此时应该也正停泊在港内(不知道有没有朝鲜著名的龟船)。城中的守军,一是由当时的军事理论家、登州总兵张可大率领的浙江兵,浙兵是一支有着戚家军传统的军队,二是,教授明军操作西方火器的葡萄牙军官团,三是与孔有德叛军同样出身的辽东兵。无论从城防设施,还是兵员素质,登州都可谓是固若金汤。但即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孙元化还没有放弃招抚叛军的念头,这也束缚住了他自己的手脚,不敢放手与叛军坚决一战,在张可大的浙兵军团稍尝胜果后,孙元化就下令停战,叛军抓住这个机会反扑,击败了张可大。同时也俘获了很多登州城中的辽东兵,而且登州辽东兵开始出现了倒戈。

这时辽东兵军官中与孔有德并称“山东三矿徒”的第二个人耿仲明,正在登州城中被关禁闭隔离审查,—他的弟弟参与了不久前的第二次皮岛兵变。由于正时用人之际,孙元化让他戴罪立功,孙元化没想到的是,孔有德已经让登州的辽东兵降卒,潜回登州来策反耿仲明。崇祯五年的春节之夜,辽东兵军官耿仲明和陈光福,从内策应打开城门,叛军从登州东门一拥而入—坚固的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此言不虚。登州沦陷,总兵张可大自杀殉国,孙元化却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是一个儒生,儒家教育要求他舍生取义,同时他又是一个天主教徒,天主教义要求他爱惜自己不能自残。孙元化选择了自刎却并没有死,他被救了过来。孔有德先是要求孙元化做带头大哥,领着他们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权。被孙元化严词拒绝后,念及孙元化以前的收留提携之恩,将孙元化释放。同时被俘的还有蓬莱县令、参议、总兵、参将等一大批官员,总教习特谢拉?科雷亚等12名葡萄牙军官战死,他们最终都被明廷追授、抚恤。不仅如此,孔有德在此役中还掳获了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多门,西洋炮三百门,其余火器和甲仗,不可胜数,可以说这个辽东前线的后勤基地中堆积如山的物资,全成为了叛军的囊中之物。叛军还将城中的居民驱赶到东门外,大肆屠杀,残杀百姓数以万计,一时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

登州陷落的同时,莱州知府朱万年加紧了备战,他将海防和城外兵调入城中,并将城外的粮草最大限度的运往城里,还在城中加强了治安约束,逐户清查,清街设岗,发动百姓协防守城,并加固城墙,增设防御设施,一场胶东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战即将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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